女博士理想調查：讀博只為能夠留校任教

　　實習生 張晨

　　“學術和我的博士頭銜無關”

　　“如果碩士就能留在高校當老師，我肯定不會繼續讀博。”當老師一直是郝嚴的願望，留在高校對她來說更是一個理想。

　　今年剛開始念心理學博士研究生一年級的她，正一步步把這個理想變成現實。

　　在筆者的大量採訪中，半數以上的女博士生表示，自己選擇讀博並沒有什麼宏大的理想，只是希望“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同時，80％的女博士期望畢業之後能夠留在高校工作。

　　郝嚴便是其中之一。雖然博士生的課業很辛苦，但她很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覺得會有一個自己喜歡的未來。三年的博士畢業之後，便能夠成為高校教師，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個誘惑。”

　　“高校教師”，對郝嚴和很多女博士生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職業選擇。

　　在大部分女博士生眼里，“在高校”意味著一種很受女生歡迎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自由時間，更多的學習機會，良好的社會聲譽，還有單純安靜的就業環境之類。對她們而言，“博士”是一個漂亮的頭銜。

　　郝嚴說，“博士頭銜和我要做的研究沒有什麼聯系。學術上的追求在我看來和博士頭銜無關，做研究的能力也不需要用這個頭銜來証明。可現在我需要它，它能讓我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補充說：“這就好比兩個人相親相愛，不用結婚也一樣可以住在一起，過著親密的生活，不需要去領一張結婚証來証明什麼。但是如果想要得到法律保護和社會承認的話，結婚証是必不可少的。”

　　“博士頭銜之于我未來的工作，就好比結婚証之于戀人間的法定關系。”她笑著說。

　　這個有趣的觀點得到了大部分女博士的贊同。

　　讀博的郝嚴有了更多的自信，她說這是一種“可進可退”的自信。“一方面能夠留在高校，跟學生打交道，接觸一些新鮮的課題，對心理研究肯定是有益處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去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做一些課題研究，想回來的時候再回來。”

　　針對這一現象，北京大學中外婦女研究中心祖嘉合教授分析說：“在最近開展的一項女性角色的調查中，事業成功型、相夫教子型和兩者兼顧型中，70％的女性希望自己成為第三種類型，既能在事業上獲得成功，也能照顧好自己的家庭。”

　　祖教授分析說，“留在高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她們的這種願望有得到實現的機會。一方面高校不用坐班，時間上有很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能兼顧自己的事業。事業和家庭能夠很好兼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很多女生為留高校而讀博士了。”

　　兩代女博士“大不同”

　　2004年，吳笛考上了中科院的博士生，研究生物遺傳學，今年上二年級，論文、實驗、工作一系列的壓力已經撲面而來了。

　　吳笛的婆婆是上個世紀70年代的農學博士，退休之前是某農業大學的教授，是一位很有名的農學家，在雜交作物的研究上很有建樹。

　　“走一步看一步”是吳笛經常挂在嘴邊的話，她說工作和論文的壓力讓她漸漸對未來不抱太高的期望了。“當壓力已經到了一個頂點之後，也就麻木了，再多的麻煩也覺得沒有什麼了。”

　　兒媳婦的壓力讓婆婆很不解，她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孩子好像讀書越多反而越焦慮了。

　　“我們那時候懷著多大的學術熱情啊，山坡上田地里的白菜蘿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婆婆說，“當時哪里想過那麼多啊，什麼工作啊待遇啊，國家會給安排的，完全不用為學術以外的東西費心。我們博士畢業的時候，簡直就是指點江山，意氣風發啊！現在的博士還真是不一樣了。”

　　“越是不好的專業，博士越多。”吳笛這樣埋怨。空閒的時候，吳笛會跟其他女博士生一起談論一下未來的打算，在生物科技如日中天的時候，她們卻覺得自己學的是“很不好” 的專業。“平時不覺得，一到找工作的時候就顯出來了。越不好找工作就越想往上讀，博士越來越多也就不奇怪了。”

　　婆婆今年已經快70歲了，但是還經常受邀參加國內外的一些研討會，日子過得滿當當的。每當吳笛因為工作和試驗壓力不住地嘆氣時，丈夫就會打趣：“真納悶，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婆媳倆，都是博士，差別咋就那麼大哩？”

　　吳笛說：“我也熱愛自己的研究，否則不會想去大型的實驗室鍛煉自己，讀博期間也學到了很多，但是壓力卻一直都在，而且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精英。”

　　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吳笛曾試著在一家研究所工作過一段時間。試驗室的那份工作惟一吸引吳笛的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但是整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一天也看不到幾個人的工作讓她覺得枯燥極了。

　　她很羨慕婆婆那種純粹的狀態，“我們倆一起在書房看書時，一個是呼啦啦地翻，一個是一行行地用手指著看。”

　　“她們那一代人有著很強的社會使命感，她的那種感覺讓每一個人都覺得她很重要，仿佛沒有她們，油菜花就開不好。和她比起來，我這個博士念得糊里糊塗。”

　　“我們現在需要考慮更多其他的問題，比如收入、生存，在這個都市中想過什麼樣的生活等等，所以只要學術上能跟得上別人，自己能過上喜歡的生活就好了。”

　　北大中外婦女研究中心的祖嘉合教授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有著更濃厚的理想色彩。這是和社會整體環境分不開的，當時提倡‘男女都一樣’的口號，雖然一定程度上抹殺了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但是總體看來，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而現在的市場經濟，需要人們更多的考慮理想和現實的結合。”

　　在和國外一些研究機構的交流中，祖教授發現，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女博士們也同樣面臨各種各樣的壓力。

　　“結了婚，經濟上的壓力小了，接著讀博能多一個選擇的機會。”去高校也是吳笛的期望，“一方面專業不會丟，還有更多跟學生接觸的機會，我是個喜歡熱鬧的人。”

　　“女性似乎還是更適合感性一點的工作，我們的學科越到後來，需要的邏輯能力越強，優秀的女性研究者也有，但是相比男性而言，還是要少很多。”吳笛這樣給自己下台階。

　　“讀博面前男女平等”

　　李曉蓬就要結束在北京語言大學的博士生生活了。語言信息處理的專業需要大量的數學知識和較好的編程能力，這讓一直念文科的李曉蓬應付起來有些難度。

　　李曉蓬把自己的博士生女同學分為三種人，一種是已經有了很好的工作，一邊讀博一邊工作，讀博完全是為了再充電，在既有的崗位上得到更好的發展；一類是工作不如意，很多自己想要的東西沒有，或者壓力很大，讀了博士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還有一種就是她這樣的，“不知不覺地一直讀了上來”。

　　李曉蓬讀博前，並沒有什麼清晰的人生目標，既然一直在學校念書，就不妨按部就班念下去。這種生活，簡單純粹。談到自己以後的打算，她說自己沒有很大的為科學獻身的精神。“可能我是一個比較務實的人。沒有什麼目標，但每一步都會走好，不管這一步有多小。”

　　她很喜歡韓劇《浪漫滿屋》里面宋慧喬扮演的智恩。智恩雖然剛一開始生活就遇到坎坷，但她能夠走好每一步，認真解決遇到的每一個困難。“她稀里糊塗挺可愛的，沒有什麼大的志向，但也還算是踏實，最後也很幸福，我挺喜歡她的。”

　　和李曉蓬比起來，同樣來自農村的吳巧平，今年成為北京化工大學的博士生，她的讀博目的就要明確很多：“在職場，女性的待遇顯然不如男性，就業壓力要大得多，而起碼在讀博面前人人平等。”

　　吳巧平的家鄉是西部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身為小學教師的父母一邊種地一邊教書才把她和妹妹供了出來。她們的媽媽說：“在中國，不管什麼時候，多念點書都沒有錯。”

　　讀博前，吳巧平曾在一家國有企業工作過，這是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經歷。她說，雖然女性同樣認真，但是社會上普遍還是把更多機會無條件地給了男性競爭者。她舉例說：“我曾多次表示自己可以出差，但是公司從來沒有給過我機會，而男同事在這方面顯然占有更多的優勢。公司里組織考察學習，向來都是派我的男同事去，我沒有參加過自己感興趣的研討會，也沒有機會直接接觸新鮮技術。”

　　吳巧平親身體會到，在職場上女性似乎天然處于劣勢，從求職到發展機遇到繼續深造，競爭激烈的職場總是青睞男性。

　　廈門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葉文振說，大部分用人單位認為女性因生理特點會增加勞動成本，這無疑使得在同等條件下男性會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也就導致女性常常想要在其他方面提高自己，從而獲得更多可以和男性競爭的優勢。

　　巧平的妹妹吳巧燕今年要從美國的俄克拉何馬大學博士畢業了，學的是機械自動化。“總想要不斷提高自己，這一點我們姐妹倆很像。”

　　“本科畢業時，相同條件下不如其他男生，但是讀了研就不一樣了，博士畢業之後，應該更好一些。”

　　“由于社會上根深蒂固的男強女弱的觀念，很多女性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標准，女博士和男碩士競爭，女碩士和男本科競爭的現象不可能瞬間消除。在實際工作中，社會對男女的標准是一樣的，女性需要不斷地提高自己，這是一種對社會激烈競爭的應對，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妥協。”祖嘉合教授這樣說。

　　越洋電話里，除了互相叮囑要經常鍛煉保重身體之類，姐妹倆說的最多的就是未來。“我們總是想著畢業之後找份好工作，過更好的生活。我們互相鼓勁，肯定會有一個很好的未來的。”

　　“如果畢業之後能去高校當老師當然很好了，不丟專業，生活質量也更好。但是不去高校也行，找一份可以解決戶口的工作，多掙點錢，早點把爸媽接到北京來。”

　　巧平堅信姐妹倆能夠實現這樣的願望。“已經有學校開始想要巧燕來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