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文化現象談：運氣和人緣更重要

超性別審美,可能嗎?

　　一、

李宇春最後那場的得票3528308，男人們對於這個數位應該早就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了。男人們應該早就明白一點，要想看美女洗眼睛，那就換臺吧，超女不是他們要的“美女”。

國內的娛樂圈一定大跌眼鏡，畢竟李宇春、周筆暢這樣走中性路線的歌手，在中國內地的娛樂圈尚未有先例。

中性路線在國外並非稀奇事情，當年小甜甜布蘭妮正準備從玉女轉型為熟女、走性感路線的時候，就曾遭遇那個一向喜歡穿襯衣打領帶的新人艾薇兒的嚴峻挑戰。美國妞驚喜地發現，原來，女生不穿低胸性感緊身衣裙，也可以有型有樣地征服觀眾。艾薇兒紅起來之後，台灣SHE迅速崛起，成全了一個人ELLE，本來這個少女組合中的三款少女，是唱片公司捆綁銷售給觀眾的，三款少女，有骨感的，有豐滿的，還有中性的，青春無邊———必有一款適合你。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最有觀眾緣的，是最不漂亮最不刻意打扮最像男生的ELLE。

一個女性如果很有男人緣，只說明她有性的魅力，而如果她同時可以得到同性的喜愛，則說明她還有人的魅力。可是，美女通常是沒有同性朋友的，就算她人品不壞。看看與超女有關的論壇就知道了，關於葉一茜、關於陳西貝的評論實在不忍卒聽，葉一茜被人稱為奶瓶（二奶+花瓶），陳西貝因為喜歡穿短裙，所以叫“陳大腿”。而異軍突起的筆迷和玉米，大部分都是女生。當然，在總決的那一場，七十多歲的老奶奶，為了支持李宇春，從上海坐飛機到長沙。男人們沒有理由不驚嘆，中性的魅力老少咸宜。

據說，李宇春從前也留過長髮，曾經也化過很美艷甚至可以稱之為俗艷的舞臺粧，幸虧她那樣造型的照片不多、在網路上流傳不廣———也幸虧她命中註定在成都賽區可以遇見優秀的造型師MAYA老師，在她的手下，李宇春脫胎換骨，中性定位開始確立。

二、

可以說，對於藝人而言，中性只是一種策略。但是，對於文化人而言，中性則可能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化現象：超女們的成功可能說明的是超性別主義的勝利———女性不再由男性來評判，而由女性自身來評判；我們這個社會關於女性的美學標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徹底地脫離過男性話語———“她”的標準就是“她們”而不是“他們”定。

超女的勝利，並非來自男人對傳統女性的審美疲勞。男人們一如既往地堅持著自己的美女標準，筆者本人在一次飯局上就被一個朋友強行要求投票給張靚穎，男人們的審美依然故我。但是，他們從這場本來就女權色彩濃重的超女選拔中退出了，大多數男人被超女的女權色彩擊退———他們覺得這不是他們的遊戲，他們不自覺地靠邊站了，這是超女的第二個勝利，“她”由“她們”而不是“他們”選。男人們自然有他們自己的天地，他們畢竟隨時隨地都可以看美女，網路、電視、紙媒、地鐵的廣告牌，還有，迎面而來的馬路美女。在余華新作《兄弟》中，那種全鎮男人集體意淫鎮上唯一一個美女、對她充滿性幻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今天的女人們，從經濟到精神領域，也足夠強大，她們更是超女收視的主力軍，她們的審美取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決定了超女最後的結果。想想，居然會有女粉絲，不停地按鍵發短信支持春春，一夜間竟發了六千多條！就算有部分堅守自己審美取向的男人們還在努力支持葉一茜等少數美女，也只是人微言輕了，哪鬥得過勢力強勁的玉米筆迷啊。

三、

現在，讓我們離開超女的話題，談一點女權主義的問題。女權主義者有這樣一個前提假設：兩性是平等的，在體力和智力上都是平等的，沒有優劣之分。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假設，我們就很難相信，在數千年的時間裏，男性憑藉和女性一樣的體力和智力，卻高高在上地壓迫了女性這麼久。唯一可能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男性和女性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保持了實質上的平等，而表面上的不平等只是因為男性和女性的話語策略不同———女性以示弱、沉默作為自己的話語策略，而男性以逞強、鴰噪作為自己的話語策略，這種話語策略只有話語策略上的高下之分，沒有男女地位在實質上的壓抑、統治、盤剝、尊卑之分。

從某種方面講，我認為女性的話語策略更為成功：它透過示弱，進入現代以來，幾乎讓所有的男性都產生了某種原罪，幾乎沒有幾個男性不相信這樣的女性主義話語信條———在過去的數千年，男性壓迫了女性，他們對女性犯有某種原罪。今天，絕大多數女性也正在這一信條下接受著女權主義話語。她們把整個人類歷史理解成男性單方面侵犯女性、壓迫女性的歷史，理解成男性和女性的戰爭以及女性徹底失敗的歷史。而在我看來，男性和女性的確是處於某種紛爭的狀態中，但是，這種紛爭從來就沒有分出勝負過，有的只是男性和女性話語的策略的不同，以及這種策略不同產生的差異。

同樣，我相信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們的話語是出於策略的需要。但是我想，她們的話語，因為過於強調性別對抗，使它擁有了太多的好鬥色彩。它偏離了女性主義話語的傳統策略———示弱和和解。女權主義者從對抗出發，對母性、妻性的解構，把母性和妻性當成男權壓迫的機制的看法等等，都是這種策略的產物。強調兩性對抗，本身就是一種壓抑。

反過來，如果女權主義話語把男女的絕對平等當作目標，那這個目標給女性帶來的不會是簡單的解放，同時也會帶來壓迫———我不相信讓女人和男人一樣上戰場是對女性的解放。我得說，我不是一個男權主義者。我不是在男權主義立場上說這些話的，我只是想讓我自己對任何一種強調對抗的性別話語保持某種必要的警惕———無論是對男性話語，還是對女性話語。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傳媒是在不自覺地迎合這種危險的女權主義策略，還是對它有自覺的反思？由此觀之，我倒是寧可真的看到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超性別審美了。

　　從超女看文化轉型

超級女生大賽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本土大眾文化的三個基本態勢———身體化、娛樂化和反智化，在超女事件中已經圖窮匕見。然而，作為文化研究的個案，它提供的啟示卻遠不止於此。

我們看到，由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教文明構築的三位一體的世界體系，早已分崩離析。這主要是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儒教文明，在革命中發生了劇烈蛻變。它先是被新國家信仰取代，繼而又被消費主義所替換。超女是媒體市場化的必然後果，它正在凍結為資訊時代的一個奇異樣本。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展開過熱烈的啟蒙主義運動，並指望從民眾的政治覺醒中獲得文明飛躍的動力，但這個運動在1986年冬天被強行終止。孔子、聖保羅、佛陀、穆罕默德、馬基雅維利和馬克思，這些思想精英曾是撬動歷史的重要杠桿。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等知識精英的觀點，也一度對中國大眾產生微妙影響。在那個時代，精英主持文化創造，而大眾則負責學習和模倣。這一社會分工模式，奠定了精英的崇高地位。

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鑒於媒體、互聯網和大眾消費的日益發達，精英的地位卻變得岌岌可危。中國知識精英的失寵，還受制於兩個不同空間的影響：其一是知識精英被邊緣化的全球性浪潮，愛德華·薩義德、雅克·德里達和蘇珊·桑塔格等學者的去世，據說是“最後的知識分子”的終極退場；其二是中國本土的流氓主義思潮，流氓作家大肆嘲笑知識分子，把他們貶斥為“知道分子”，從此“精英”一詞淪為大眾嘲笑揶揄的對象，其間隱含著無能、酸腐、抱殘守缺和孤芳自賞的可笑語義。

大眾透過互聯網瓜分了先前被壟斷的話語權。文化“粉絲”（哄客）甚至利用手機民選，從精英評委那裏奪回遴選超女的權力，並按自身的尺度來營造偶像。與此同時，精英的原創力急劇下降，而大眾卻展露出前所未有的原創力。哄客們甚至創造了諸多自我辨認的名詞標識,例如何潔的粉絲自稱“盒飯”，張靚穎的粉絲自稱“涼粉”，而李宇春的粉絲則自詡“玉米”。這些新語詞的涌現再次證明，就連粉絲式大眾都具備了話語構型的能力。從周星馳的戲倣式“大話”，經過芙蓉姐姐的S型身軀，到超女大賽的青春期狂歡，所有這些都在指證了一個基本事實：精英壟斷文化原創的時代已經終結。

文化就此啟動了從精英主導向大眾主導的劇烈轉型。在這場規模盛大的變亂中，我看見了知識精英的二度分化。第一度分化導致許多人縮入學院體制的硬殼，形成龐大而平庸的“學院派”，只有少部分握住了對公共事務表態的權柄，第二度分化在與大眾文化的權力博弈中，一部分人成為“抵抗派”，堅持蔑視和反對大眾文化，而另一部分則集結成為“投降派”，對大眾文化一味叫好，成為軟弱和毫無原則的 “民粹主義者”，並按文化消費市場的要求大量炮製“觀點”。在超女事件上，以上兩派都向我們提供了耐人尋味的文本。

在對抗與妥協的背後，知識精英的焦慮呼之欲出。歷史上出現過的每一場大眾消滅精英的運動，都是多數人的暴政，它只能使文化均質化，令其在拓展寬度的同時喪失必要的高度。但在後現代社會裏，知識精英並未真正退場，更未像西方學者悲嘆的那樣徹底“消亡”，唯一不同的是權威性已經褪色。他們應當學習如何從大眾那裏獲取新的文化資源，以彌補自身的嚴重缺陷，並繼續承擔高端文化原創的使命。

精英與大眾不是天敵，恰恰相反，他們是密不可分的盟友。超女大賽推出的“三甲”，正是評委（代表精英立場）與哄客（代表大眾立場）和解的產物，它向我們出示了價值共生和文化多元的全新圖式。在“體制－資本”雙軌制的語境裏，精英與大眾的這種博弈式合作，才是中國文化得以延續的道路。（朱大可）

　　其實人生也是如此

前些日子，最大的享受就是看超級女聲的決賽。在一場場的比賽中，我熟悉了她們的面龐和名字，熟悉了她們的聲音和姿態，更熟悉了她們的歌。到了後面，剩下的歌手，我都喜歡：李宇春的瀟灑，周筆暢的明亮，張靚穎的淡雅，何潔的熱烈，紀敏佳的大氣，黃雅莉的天然。幾乎個個都好，把誰淘汰掉我們都捨不得。有些事真是沒辦法。舞臺漂亮，卻也真夠殘酷。而短信投票的形式將這種競技變得更加殘酷甚至還略有一點不太公平：你的運氣和人緣在這個時候比你的表現、比你的歌技還要關鍵。

對節目的牽挂，也是對女孩們命運的牽挂。總想看到這些可愛的女孩們誰能走到最後。相信很多人都是如我一樣。短信顯示出來的人數達幾百萬，而看此電視的人數聽說以億而計。節目辦到這一步，想說不成功都不行。應該說，編導們對這檔節目顯然費了心思。他們繼承了傳統的評委點評方式，又引入短信投票的機制，且將二者結合，現場進行 PK，再將決勝權交由 35名大眾評委當面定奪。這一招還真有看點。因為它在製造出懸念的同時，又顯示出僅有唱功是不足取勝的。唱得好是一回事，而人氣和人緣都可以輕易地將之否定。它還會讓很多人徹悟：其實人生也是如此，有本事固然重要，但運氣和人緣往往超越你的本事。

在超級女聲的舞臺上，我們還看到另外的東西，我以為這是更為重要的內容，那便是少女們的純潔和可愛。當那些充滿機心和狡詐以及充滿世故風塵、充滿明爭暗鬥的電視劇人物佔領我們的電視螢幕時，這些女孩子的笑聲和眼淚和那些“粉絲”們的呼喊和深情，真如清風清水，洗滌著我們生活裏的污濁。當她們手拉著手站在 PK臺上相互鼓勵；當她們落敗後忍著淚水強撐著笑容；當她們投票時的擁抱和祝福；當臺上台下哭成一片；演者觀者一起高歌……諸如此類，她們展示給我們的何止是美妙的歌聲，她們同樣也展示著自己的勇敢堅強，展示著自己的率性真情，展示著彼此毫不矯情的友誼。她們的行為突然讓我們發現，原來那些在我們成人眼裏並未長大的孩子，竟也會表現得那麼大氣那麼優雅那麼有風度。而那些久違了的美好情感，竟會透過這一台節目強烈地感動著如我一樣的觀者。

所以我要說，在超級女聲的歌聲中成長的不僅是這些女孩，同時成長的還有我們這些觀眾。（方方）

　　超女無關民主大任

《超級女聲》關張一個月了，但它颶風般的影響還在。超級女聲給內地媒體留下了一大攤口水和痰跡，各種人士借此發表意見，而且越扯越遠，都扯到爪哇國了。

《超級女聲》凸顯了場外觀眾手機短信評選的方法，觀眾透過電話支持自己喜愛的歌手，每部手機最高可以投十五票。開始這只是每場比賽最終裁定的依據之一，最後卻成為決選的唯一標準。眼下最玩笑的說法就是把《超級女聲》的票選稱為民主的沙盤操演。

不錯，民主最簡單、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投票表決，多數為贏。但民主票選的本質規定是一人一票，貴如總統，賤如乞丐在選票面前一律平等。一個人能多次投票，民主就流為笑談。超級女聲的主辦方，為了商業利潤，規定的辦法是一機（一個電話號）十五票。一個人只要肯花精力，肯花錢（買電話卡），他在理論上可以包辦一萬票、十萬票、一百萬票……在超級女聲的票選中獲勝，成本遠低於當年曹錕的總統賄選。

當然在一個選秀節目中勝出的實際利益不大，還不至於有人花大錢操縱比賽結果。最後決選的三位歌手各自的支持電話（不是選票）在二十幾萬到三十幾萬之間，我估計，她們實際上各自擁有十萬左右的死忠擁躉，而正是這些加起來不超過五十萬人之間的拉票角逐，加起來不超過一百萬人的投票，決定了這檔有幾千萬乃至上億觀眾節目的終局排名。有意思的是，假如超級女聲是由專業評委評定最後名次，它可能比現在的結果更公正，更能代表全國觀眾中“沉默的大多數”。《超級女聲》只是一檔電視娛樂節目。它根本負擔不了民主大任。如果一檔商業導向的娛樂節目能進行民主教育，這樣的民主也離題太遠。我覺得倒是這檔電視娛樂節目本身的輸贏之道更值得關心。《超級女聲》的異軍突起證明瞭電視仍然是當代的中心媒體，它的覆蓋面和號召力為其他媒體望塵莫及。也因此，電視媒體就大大地受到限制，絕大多數電視節目死氣沉沉；《超級女聲》的勝利，不是它辦得太好了，而是其他節目辦得太糟了。

《超級女聲》有意無意地綜合了海外非劇類娛樂欄目的長處，百寶盡出才一炮而紅。例如，它不設任何門檻的海選，讓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小人物有機會在電視裏露臉，醜態百出，群魔亂舞，表演了一場接一場最具中國特色的真人秀。以往也有人照搬過海外的真人秀，例如抄襲美國的《生存者》，但那樣的節目與中國普通觀眾的生存狀態和觀摩趣味完全不搭調，老百姓看得親切的是海選那樣的真人秀，這樣的真人秀才會贏得真正的收視率。《超級女聲》的評委環節實際上是精彩的談話節目。那些評委不是一線紅星，不是德高望重的藝術家，基本上是嚴重過氣的藝人和一輩子不見天日的幕後製作人，他們有經驗，有理論，更有不亞於任何一位超女選手的表現慾望。他們在節目中不需要照顧方方面面的關係，詞鋒銳利，大膽放言，讓其他那些吞吞吐吐、委委瑣瑣的脫口秀相形見絀。

《超級女聲》的 PK對決，場外的手機短信人氣支援，大眾評審更是深得娛樂之道的設計，讓觀眾看得如醉如癡。最重要的是，它各個環節的安排都在為主線服務：讓觀眾親眼目睹一群默默無聞的黃毛丫頭在幾個月裏成為萬眾矚目的人氣偶像。

如果說它在操作上有什麼缺陷，我以為主辦方缺乏應變之才，沒有奇思妙想的神來之筆。例如在五進三的節目中，最後的 PK完全可以透過操縱大眾評審，讓一名或多名評委棄權，使兩位選手戰平，造成出乎意料之外、皆大歡喜的結局。娛樂大眾，皆大歡喜是最高境界。（小寶）